教育的水平線:直播教學改變了學生的命運

教育的水平線:直播教學改變了學生的命運
2018年12月12日 08:20 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教育的水平線)

  • 青海一所學校正在上直播課青海一所學校正在上直播課
  • 網校位于成都七中的導播室  程盟超/攝網校位于成都七中的導播室  程盟超/攝
  • 祿勸一中的學生在上直播課  程盟超/攝祿勸一中的學生在上直播課  程盟超/攝
  • 祿勸一中部分學生周末仍在校學習 程盟超/攝祿勸一中部分學生周末仍在校學習 程盟超/攝
  • 四川汶川中學正和成都七中同步備課四川汶川中學正和成都七中同步備課

  這近乎是兩條教育的平行線。

  一條線是: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國外名校錄取,70多人考進了清華北大,一本率超九成,號稱“中國最前列的高中”。

  另一條線是:中國貧困地區的248所高中,師生是周邊大城市“挑剩的”,曾有學校考上一本的僅個位數。

  直播改變了這兩條線。200多所學校,全天候跟隨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課、作業、考試。有的學校出了省狀元,有的本科升學率漲了幾倍、十幾倍——即使網課在城市早已流行,還是令我驚訝。

  過去兩年,我采訪過廣西山區的“零一本”縣;我也采訪過北大的農村學生;我自己在山東一所縣中度過三年,和同學們每天6點起床,23點休息,學到失眠、頭疼、腹瀉,“TOP5、TOP10”仍是遙不可及的夢。

  我理所當然地懷疑,學校、家庭不同,在十幾年間堆積起學生能力、見識、習慣的巨大差異,一根網線就能連接這一切?

  開設直播班的東方聞道網校負責人王紅接說,16年來,7.2萬名學生——他們稱之為“遠端”,跟隨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數成功考取了本科。

  那種感覺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丟下繩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會拼命向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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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驗證他的說法,11月,我到了直播的兩端——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國家級貧困縣的云南祿勸第一中學。

  在車水馬龍的成都武侯區,成都七中林蔭校區安靜佇立50多年了。它像一所小而美的大學,學生們在音樂課上選修鋼琴、尤克里里;教學樓通透的玻璃幕墻里張貼的海報,是清華的競賽、香港中文大學的入學資訊和一本獨立音樂雜志的征稿啟事。

  炫目的高考成績只在不太起眼的苗圃邊用幾行小字展示著。午休時,學生會去露臺上的咖啡座,在鳥鳴聲中看書,聊會兒天。

  相比之下,仍在擴建的祿勸一中更有生機,或者說——鬧哄哄的。學生們在課間跑著去室外的廁所;午晚飯時跑著去買面包,要么捧著冒熱氣的泡面;老師跑著在教學樓里上上下下,但要留心旁邊初中剛被兼并的老教學樓。它的門太矮,會撞到頭。

  祿勸一中把去年直播班里考上清北的兩個學生的名字,用加大加粗的黃色字體印在了校門口的巨大紅色招牌上。

  課堂里是另一副架勢。成都七中的學生上課下課,總熱衷討論問題。他們被允許攜帶手機和平板電腦,用來接收教輔資料。當老師展示重要知識點,學生齊刷刷地用它們拍照。

  但在祿勸一中,有的學生會突然站起來,走到教室后面聽課。不用問,我也知道他們太困了——有的女生即使站著,也忍不住打哈欠。

  也有人趴著睡覺。高一有很多盯著屏幕卻不知所措的眼神。屏幕那端,熱情洋溢的七中老師提出了問題,七中的學生七嘴八舌地回答。可這一端,只有鴉雀無聲的寂靜。

  祿勸一中的校長劉正德很坦誠:祿勸的中考控制線是385分,比昆明市區最差的學校還低大約100分,“能去昆明的都去了。”

  縣教育局局長王開富告訴我:在這個90%是山區、距離昆明只有幾十公里的小城,十幾年前,“送昆明”形成攀比之風。

  “惡性循環的開始。”我想。去年在廣西,一個縣考不上一個本科生,老師跟我哭訴“花錢都買不到生源”。

  “我沒想到我這么差。”和祿勸一中高一的女生王藝涵聊了兩個小時,她把這話重復了6遍。她是鎮里中考的第一名,還曾是數學課代表。但這次期中考試,考成都七中的試卷,除了語文,其他科都沒及格。

  她說現在的英語課,除了課前3分鐘的英文歌,其他完全聽不懂。她以為某篇課文還沒講,其實老師早講完了。她花半小時做七中出的閱讀題,查很多單詞,密密麻麻地填在題目的縫隙里。然后對答案——全錯了。

  據說高一上學期,不單祿勸,大部分直播班的學生完全跟不上七中進度。七中連續三節英語課讓山區的學生一頭霧水——一節講英文報紙,一節是外教授課,一節聽TED演講,都是全英文。

  “覺得自己真沒用啊。”王藝涵的同班同學劉承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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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周末隨班主任家訪時見到劉承燕的。從縣城到她家,要走上一個多小時的蜿蜒山路。這還是距離縣城較近的鎮子——有些鎮,要開4小時的車。

  她家是那種農村常見但城里人不太容易想象的樣子:陽光和風從木頭房頂里漏進來;家里到處是化肥袋子,有些積了厚厚的灰;屋旁邊是豬圈,招來不少蒼蠅。

  家里除了她,只有爺爺奶奶。坐在這間屋子里,我不確定詢問劉家父母的職業是否禮貌。

  班主任先開了腔,“開班3個月,父母一次都沒接觸到。”

  劉承燕告訴我,父母在昆明打零工,把打火機從工廠運到市場,平時一兩個月來次電話。

  她奶奶在旁邊笑,“能考個大學就太好了。”

  好幾位祿勸的老師跟我抱怨:大多學生父母在外務工,只會說“好好學”。有的孩子出了問題,班主任反復致電,家長就是不來;還有家長在電話里直說,孩子就不是學習的料。

  據說今年考上北大的那位學生,兩歲留守,跟爺爺奶奶生活。直到大學快開學,班主任才第一次見到前來致謝的學生父母——開始還想埋怨父母不夠關心孩子,后來一看,當爹的手指早就累成了殘疾,伸不直;兩口子在福建給人殺魚,一個月賺5000元。

  落差確實存在。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孩子來自優渥的中產家庭,家長要花很多時間為學生規劃學習和課余生活,甚至幫他們爭取和“諾獎”獲得者對話的機會。

  一位學生休息時會去練拳擊、游泳,保持好的形體。班里女生會自制插花、香皂送給老師,還在老師嗓子不適時機敏地遞上潤喉糖,“素質和情商都很高。”

  “優秀的孩子離不開優秀的家長。”一位老師強調,自己的工作壓力在于,“其他學校,師生‘盡力’就可以了,但在七中不行,要高效。”

  教師授課如果讓學生覺得不滿,可能一兩個月就被家長投訴,然后遭到撤換。除了成績,他們還要培養學生的邏輯和興趣。

  我在成都七中隨機聽了幾堂課,幾乎都是公開課水準。語文老師講“規則”主題的議論文,先播放重慶墜江公交的視頻,然后讓學生自行討論、發言。談及秋天的詩歌,旁征博引,列舉了五六種秋天的意象。歷史老師搜集大量課本上沒有的史料分享給學生;政治課緊追熱點,剛建好的港珠澳大橋已成了課堂練習的分析材料。

  今年的廣西理科狀元曾楷徽高中三年就是上直播班的。他說,很多學科都會一次性傳來十幾張試卷。試卷純手工擬定,每個題考察很多要點,沒有任何題型重復。高考應試時大有裨益。

  這在縣中可能嗎?我曾在北大遇到過一個農村娃,他說老師有時醉醺醺的,總愛讓他們自習。在那個“零一本”縣,很多學生都聽得出,老師講錯了。有老師晚自習布置測試卷,直到高考,卷子沒有講評,連標準答案都不曾發。

  王紅接剛把直播課引入一些學校時,遇到過老師撕書抗議。有些老師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極應對,上課很久才晃進教室,甚至整周請假,讓學生自己看直播。

  遠端的孩子透過屏幕,感受著這些差距。祿勸的很多學生至今沒出過縣城,聽著七中學生的課堂發言“游覽”了英國、美國,圍觀他們用自己聞所未聞的材料去分析政史地。

  一位山區的名列前茅的高三女生說:“沒辦法,貧窮限制了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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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屏幕帶來了想象不到的震蕩。祿勸一中的老師說,高一班里總充滿哭聲——小考完有人哭,大考完更多。有人在教室里抹淚,有人跑到辦公室抽泣。不少學生一提考試就發抖。雖然早就預告了七中試題的高難度,但突然把同齡人間的差距撕開看,還是很殘忍。

  祿勸的王藝涵聽說成都七中平行班的成績不理想。一問,人家平均“只有”103分;他們班,30分。“數學完全跟不上啊,絕望啦。”

  老師幫著重建心態,除了“灌雞湯”,還安慰學生:只要熬過高一,就會突飛猛進。最近校園里流行的故事是,今年上北大那位,高一也考30多分,跑到辦公室里哭。

  那學生的班主任告訴我,這是真的。

  恐怕在高一,祿勸一中沒幾個學生敢考慮北大。2006年,劉正德剛到祿勸一中當校長,學校當年計劃招6個班,結果只湊齊4個。學校一年有20多個學生考上一本,很多家長把孩子送來,要求很簡單——平安活著。

  我問王藝涵“理想”,她覺得沒什么用——初中時立志考昆明,結果慘敗。兒時好友大多在昆明市區,不聯系了,她很失落。如今班里要寫理想大學貼墻上,她就跟風填了浙大,雖然完全不覺得自己能考上。

  劉承燕倒是明確地癡迷數學,說自己理想職業是數學老師。這是鎮初中的老師告訴的出路,除此之外,她無法想象擅長數學還能做什么。

  在成都七中,情況很不一樣。七中被直播班的何啟田也癡迷數學。他提前修習了高數,為這門藝術的流暢折服,想進一步深造。

  這里面有深思熟慮:他的父親是工程師,何啟田幼時總去他的辦公室做作業,覺得環境枯燥無聊;母親則是醫生,曾險些遭遇傷醫事件。他覺得這些工作“沒意思”。

  成都和祿勸的老師都說,只知道“好好學習”不夠。沒有明確志向,為了學習而學習,很容易動力不足。但對于沒成年的孩子,“立志”這碼事,全依仗環境。

  我知道,農村的孩子不是沒“志向”,只是更現實,和城里人掛在嘴邊高大上的玩意兒不同。

  比如祿勸一中那名優秀的高三女孩,她父親不在了,母親在鎮衛生院拿一份微薄薪水。她哥哥曾是祿勸一中的年級第四,能上一本。但因為沒錢,他放棄入學,現在打工供她讀書。這是她苦學的一大原因。

  今年夏天,有個云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錄取通知,走紅一時。我奔波了幾千公里找他聊了聊,得知他父親3年前得了腎結石,以為是絕癥,打算見兒子最后一面就放棄治療,卻意外在如廁時忍著劇痛把結石排了出來。知道那件事后,他“有了學習的動力”。

  有人指責農村孩子沒有志向,他們恐怕沒見識過那種普遍的、近乎荒誕的閉塞。我曾遇到過農村女孩被大學錄取,卻不知道這所學校一年的學費要上萬元——于是就失學了。

  還有一個理科生,農村孩子,為了成為所在高中的首個北大學生,被高中老師鼓勵,稀里糊涂填報了一冷門小語種。他大學成績很不理想,畢竟,“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還有這個國家”。

  我把這些事分享給祿勸的學生,他們聽后都很沉默。

  王紅接希望學生們看到外面的世界,給他們目標,看到更多可能,更讓他們焦慮,擊碎他們的惰性。

  然后只需做一件事:重建。

   4

  王紅接十幾年間去過很多教育凋敝的小城。師生們總抱怨:努力,但出不了成績。

  “其實效率很低。學生偷著玩,老師也不批改習題,不了解學生。”他發現,很多地方的教學是黑箱——都說要改進,但不知從何抓起。

  據他介紹,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將遠程教育作為促進公平的重要舉措,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很下力氣。

  直播帶來壓力,也是動力。七中考完試,老師們徹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試卷,第二天就講評。很多地方老師提出這要一周完成,簡直不可思議,但現在必須跟上,整個學校緊湊了起來。

  嶄新的教學方法沖擊著這些老師。

  “學生們有對比了。”一位祿勸一中的老師說,“我們也得變,不然學生議論。”

  一些遠端的老師聲稱,雖然不用 “親自講課”,但為保證跟上進度,1個直播班的工作量,約等于3個普通班。

  這些老師琢磨出一些方法,比如整理七中老師事前發送的課件,編制成學案,布置成頭一晚作業讓學生預習;課上盯著學生的表情,記錄下疑惑的瞬間,琢磨著課后補足;屏幕那端偶有間隙,可以見縫插針給學生解釋幾句。

  為跟上進度,祿勸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點的自習安排了課程,幫學生查漏補缺。有老師連上20個晚自習。

  “每天凌晨1點到家,6點去學校,在家只能睡個覺。”另一位老師說,自己6歲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見到爹。

  “真的累。覺得自己這么窮,每天忙啥呢?”有老師嘟囔著,下一秒話頭一轉,“唯獨上課不覺累。看到學生,講話聲就大起來”。

  一位年輕的數學老師戲稱,自己有好幾個“人格”。為讓學生沒有違和感,當七中的直播老師嚴肅,他助教就嚴肅;下一屆老師幽默,他就開朗些。

  還有一位班主任稱,他為了幫學生減壓,每周一、三、五的深夜會帶學生去操場跑步,和不愛說話的學生一起站在講臺上大喊“我是最棒的”。

  直播課時,七中老師提問,他要求本班學生也站起來回答——開始沒人愿意,他就找了個紙箱,塞上帶編碼的乒乓球,抽簽。

  “再去其他班,也能教好。”縣教育局局長王開富說,一大撥兒年輕老師被直播培養了出來。

  祿勸一位老師說,教出好學生,錄取率高了,被人稱為“名師”,“是一種教師特有的虛榮心。”

  “什么是幸福?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一位謝頂、穿著舊衣裳的中年男教師,坐在小椅子上說這話,我卻絲毫不覺得可笑。

  5

  祿勸一中主教學樓的大廳里有排玻璃櫥窗,今年張貼的是:全縣中考前257名學生報考昆明學校就讀,生源嚴重流失情況下,我校1230名學生,二本上線634人,一本上線147人。

  他們甚至特意加粗了一行字,“低進高出,我們從不放棄。”

  這里面有暗自較勁——和昆明比,也在和成都比。

  網校會定期招募遠端學生去七中借讀一周。祿勸一中的幾位學生去“留學”時,被同學們安排了任務——觀察“天才”們的生活。

  此前他們聽說,成都的孩子是“天才”,平時不熬夜,下課能逛街。

  兩天后,小視頻傳回,是七中學生中午留在班里自習。回來后,祿勸一中的學生感慨:“天才”們不僅是天才,也很刻苦。他們有規劃,會自己琢磨報哪些輔導班。

  如何追趕“天才”?只能比他們更刻苦了。

  在祿勸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會在3年里,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一位班主任站在“為理想和尊嚴而戰”的鮮紅標語下嘆著氣告訴我,他的一項工作是凌晨來教室,把那些還在學習的學生抓回寢室。

  不過回寢室也不意味著休息。王藝涵每天0點30分熄燈,但很難睡好,心很不安,因為其他舍友上了床,也全都開著小臺燈,趴在折疊桌板上繼續學。她總覺得被落下了。

  這所學校不乏苦學的故事:有年級第一得了闌尾炎,動完手術第三天就要來考試;還有同學為省時間,不吃飯,最后快得厭食癥了。

  在四川甘孜州的直播班,老師批評學生晚睡,有學生回答,“我得守住陣地。爸爸因為你在家長會上表揚了我,病減輕了不少。我要讓他徹底好起來。”

  你可以說這樣苦讀很不科學。但在這兒,一個窮地方,改變就這樣發生。祿勸一中高三的前兩名學生告訴我,只看卷面成績,他們已和成都七中的“天才”們相差不大。

  3年的漫長競賽,他們一步步追了上來:高一勉強及格,高二漸漸從100分,上升到110、120……直到現在,滿分150分,能拿到140分。

  王紅接觀察了16年,最后得出結論:不要覺得偏遠地區的孩子基礎差,“他們潛力無限”。

  通常情況是,學生用一兩個月適應成都七中的節奏,高二開始進步,高三復習時,把前兩年學的知識鞏固住,成績會突飛猛進。

  這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經認為,9年義務教育外加環境的巨大差距,很難在3年內彌補。但祿勸的老師篤定地說,他們高一的單科平均分,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到高三,最好時僅差6分了——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

  我能感受到的是習慣的改變。高三兩位學生說,經過3年,他們早已知道預習復習。有時自己取舍作業,提高效率;也在課間有針對性地做偏科的習題。

  他們屏幕里的七中老師總說,“預習是掌握主動權,是為了和老師平等地交流。”

  一位遠端老師發覺,學生跟隨七中上課后,愈發愛提問題,午飯時教師辦公室總擠滿了人。有的老師買了飯,卻進不了教室,只能在走廊里站著吃。

  “高一還偷玩手機,翻墻逃課。到了高三,主動提問,自己找題做。”劉正德說,直播班的師生們在校園里忙碌,其他班也被影響。如今普通班也都靜心學習。

  直播班真有那么大的作用?我把這個問題拋給祿勸縣教育局局長。他想了想,覺得它激發了本有的潛能,“是催化劑”。

  6

  兩邊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老師一開始也沒底。

  祿勸的老師說,聽直播課時,成都那邊的老師有時會突然關掉麥克風,嘴里卻飛快念叨。他開始以為是在藏掖知識點,后來才知道,那是在用四川話罵人,罵學生調皮、不扎實、不做作業。

  他一下釋然了,“原來七中也罵人。”

  我和成都七中被直播班的幾位學生聊了聊,發現他們不乏同齡學生的普遍煩惱。一位男生說,入學頭一個月,答題時想到上萬人在看直播,他緊張得手心冒汗。

  和大部分男生一樣,他喜歡游戲,但上了高中再沒痛快玩過。晚上9點半放學,回家做點擴展題,有時也要深夜1點睡下。他們周末要上各類補習班,最喜歡美術、體育這類“休息腦子”的課。

  有七中學生在班級交流區里寫道,“我希望有三只手,一手抓高考,一手忙競賽,一手握生活。”

  但遠端學生對七中的“天才”們,更多還是遙遠的崇拜感。七中學生經常會收到遠端學生添加QQ好友的申請,微博上甚至有他們的“表白墻”。里面都是溢美之詞,他們覺得自己并沒那么優秀,因此頗為不安。

  在祿勸這邊,幾乎每位學生都能叫出幾位“崇拜”的七中學生的名字。

  祿勸一位班主任好幾次看到學生給七中的孩子寫信,但從未阻止。他覺得自己的學生享受不到優渥的條件,但和他們接觸,至少能多分動力。

  七中任課老師有時特意將遠端優秀的作業拿到本班展示,直播給上萬名學生看。一位老師記得,她曾在班上直播了云南山區一位女生的作業。后來聽說,那個班所有學生當場激動到哭,接下來一個月全在拼命學。

  有七中老師感慨,“遠端學生的質樸、感恩,是城市少有的。”有人回憶,他去遠端學校做分享,學生們從校門口夾道歡迎,一個個含著淚,擠過來擁抱。

  七中老師間流傳著幾個故事:比如有人去九寨溝旅游,找了個兼職的年輕導游。對方見面一愣,高興得滿臉通紅,驚呼“老師”,無論如何不肯收錢,合張影就行。后來問清了,這是每天看自己直播的學生。

  去成都交流后,祿勸幾位“留學生”也感慨良多,回來后在班會上講了4個多小時。

  最主要的內容是,七中的學生更有目的性,知道為何而學。人家早就有了感興趣的專業,甚至對人生有了規劃,“早就開始學托福,高考只是一步路。”

  一些祿勸的老師得到啟發,高一就給學生發志愿填報手冊,教他們向前看。

  我不確定這些東西會在3年里帶來哪些改變。高一的王藝涵還很喪氣,她覺得七中的學生太優秀了,自己永遠看不到,“就算我變優秀,人家不知道跑哪邊了。”

  但在高三的兩位學生那里,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其中一位堅定地說,要比七中的同學更強。

  另一位男生說,自己沒想和成都的“天才”們比。自己明白和他們的差距,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確實比以前更努力,也進步了。努力是為了活得開心。

  7

  曾經有北大的農村學生告訴我,她幼年時聽朋友討論麥當勞、肯德基,被人問牙不整齊,為什么不矯正,全都只能低頭沉默;到了北大,同學們說自己在洛杉磯、舊金山,或者世界各地度假,她還是插不上話。

  祿勸今年考上清華的那位學生說,他要繼續熬夜才能跟上進度。有大城市的同學告訴他,“考清華還蠻簡單啊”。

  但我也看到了樂觀的一面。有位考上西安交大的山區女生在回憶里寫道:她在大學出演了話劇,是因為直播班組織過情景劇表演;在新學校成績不錯,也多虧在高中養成了預習的習慣。

  王紅接聲稱,一些直播班學生,歷經3年全英文教學,口語出眾,在大學獲益良多。

  我想,至少這群孩子經歷了3年的心理建設,到大學會適應很多。

  更長遠的影響可能還在山溝里。王開富和劉正德12年前合計著推行直播班,經費不夠,硬著頭皮上。彼時王開富有朋友把孩子送去昆明,因為缺乏父母關注,成了游蕩的痞子。當爹的痛心疾首,和他說祿勸教育不行。

  他很生氣,“搞一輩子教育,只求最后別被人罵。”

  12年后,這屆高一,12名已經被昆明市區學校錄取的學生,開學后主動申請轉回祿勸。十幾年來,小城第一次迎來生源回流。

  “如果凋敝的學校總沒起色,學生一入學就能看到3年后的結局,那他和他的家庭,都會自暴自棄。”

  這是王紅接的結論。幾年前,四川一位貧困縣的干部曾拜訪他。那位身高超過1米8的壯漢幾乎哭著說,縣里教育改善后,生源回來了,跟著學生出去的家長也回來了,整個縣城又有了人氣,“房價都漲了。”

  王開富給我展示了一組世界銀行的數據:高中畢業人群的貧困發生率只有2.5%。

  據他說,祿勸縣的年財政收入為6.1億元,但縣里、市里都注資教育,使得全縣教育支出反超財政總收入3.5億元。用了多年時間,實現了高中階段教育全部免費,毛入學率90%以上。

  “在我們這樣的貧困縣,投資教育,是防止貧困代際傳遞最好的辦法。”

  所以,如何看待教育?它可能是先苦后甜,付出才有回報的等價交換。就像王開富給我講起他自家的故事。那時他還年輕,兄妹五人是村里最窮苦的。直到他考出來,當了老師,又親手教妹妹考學,找到工作。

  但我也相信,直播班故事的成立,還依仗于某些額外的善意。一如某位七中老師,結束分享,離開遠端學校時,一轉頭,發現全校學生,烏壓壓一片,全站在各自教室的窗前,和他揮手告別。

  直播或錄像,他們都聽過他的課。

  他愣住了,然后開始哭。他從未想象過自己能有那么多學生,“好幾百人,可能要上千……”

  負責網校的王紅接和我說起這事兒。“你知道嗎?這個學校,其實只交了一個開通直播班的錢。”他笑著說,他早就知道學校其他班都在“偷錄”直播,各自播放。“但沒關系。所有人都很開心。”

  (作者系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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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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